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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静如处女网编辑：潘辰时间：2025-04-05 10:33:08

硬法中的这些不足，恰好为软法提供了用武之地。

当前这场规模和深度均史无前例的反腐斗争，攸关执政党的前途命运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只能继续深入，不能半途而废。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

有的人只反对别人腐败，不反对自己腐败。没有必须的风险防范不仅不利于反腐斗争的顺利进行，甚至有可能打虎不成反被虎吃，这种悲剧历史上不断重演过，人们不应当轻易忘记。但为何反腐以及怎样反腐，人们想的和做的却并不完全一致。当前，人民群众所希望的反腐绝不是这样的反腐，而是法治反腐和制度反腐，因为只有坚持法治反腐和制度反腐，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频发多发的势头。但真要把反腐败斗争顺利进行到底，强化反腐斗争的风险评估与防范就是必备条件与必要举措。

我们必须认清，凡是通过人治反腐和权力反腐的，即使短期内确实打掉了一些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取得了一些反腐斗争成绩，但最终也只能是治标而非治本。虽然有人可能会找出种种理由主张避开对周老虎的司法查处，比如不要影响党的形象、不可影响党内团结、不能影响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如此等等。考虑到启动修宪程序增添相关财政条款有诸多困难，实践中应由人大尽快制定一部财政基本法，用于规范我国政府的基本财政行为，以实现用财政来控制政府行为的目的。

财政支出的构成与规模决策，应在财政决策的日常运行过程中做出。即便如此，创造条件，逐步推进也是非常必要的。基于这一原因，布坎南主张在立宪阶段就制定出近乎永久性的、基本的、稳定的财政制度，以使代议机构及政府受到宪法中财政条款的约束。以1993年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为例。

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常用的手段是发行公债。由于财政制度对税收与支出缺乏必要的限制，税收方面就会出现财政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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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宪法层次上这一理论的设想并未完全得到实现，但在一般层次的法律和预算活动等方面，却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我国财政基本法的出台，任重而道远。而作为德国宪法的《基本法》，更是专设一章（第十章），用于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公共预算、财政监督等基本财政问题。财政既是政府行为的支持力量，也是政府行为的约束力量。

财政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宋代学者苏辙所言，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就我国财政与政治实践而言，制定有关财政基本问题的高阶位法律势在必行。上述财政立宪思想，充分体现了用财政来控制政府的目的。除了宪法，各国通常还制定专门的法律来处理财政问题。

布坎南强烈反对周期平衡和充分就业平衡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保持预算平衡，以有限的财政收入来约束政府的行为。另一方面，该决定在法律效力上只属于行政法规，由政府部门自行颁布，不利于实现以财政控制政府的现代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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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此时达成的有关政府财政收支的规则，才能真正发挥控制政府行为的目的，而不受一时一地的状况影响。而税收结构与水平的决策，应在立宪阶段就做出，一旦确定就应相对稳定，从而为之后所有的公共支出提供资金。

对于1993年国务院制定的决定所规范的上述财政基本问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没有做出相应的授权。这样的理论主张，被称为财政立宪主义。这是因为，在个人对未来无知的立宪阶段，纳税人才会公正地支持一个最佳税收结构方案，这样的税制也才是公正合理的。与此同时，还应设立能起特殊调节作用的具体规则，一旦支出与税收的变化超出平衡界限，这个机制便会自动反应促使预算恢复平衡。具体约束财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也存在，但立法层次偏低，甚至大量地由行政机关自行制定，这样的做法不能起到以财政来控制政府的目的。因此，就我国财政与政治实践而言，制定有关财政基本问题的高阶位法律势在必行。

摘要: 财政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最为经常地体现在年度预算活动中，即由民选产生的代议制机构，审查并批准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在对其活动提供资金的同时将其活动控制在民意范围内。布坎南的设想布坎南所主张的财政立宪思想，内容上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长久以来，在现代各国实践中，都有专门的宪法条款对财政基本问题予以明确规定。此外，如果一国的宪法中没有涉及财政权力分配、政府间财政关系、财政监督等问题，那么通常会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进行规范，如日本的《地方财政法》，就是日本用来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律。

税制在立宪阶段确立，既可以使纳税人有较准确的预期，又可以防止特殊利益集团操纵日常决策程序而剥削其他人。布坎南认为，之所以需要财政立宪，是因为只有在立宪阶段，人们才能超脱于一时一地之争，而专注于规则的公平和正义

这种从全局上进行思考的精神固然值得肯定，但在我国民主法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当下，其观点和主张不具有可行性。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解决两个重大课题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是我们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责任担当。事实证明，反腐败只有跑赢经济进程，做到同步匹配甚至适度超前，才能最大限度消减腐败对经济建设的阻碍。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所谓治标为主转向以治本为主的节点到来论无疑是错误的、有害的。

当今反腐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下展开的。赦免贪官虽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起到消解阻力作用，但对以法治为特征的反腐败斗争而言，不具有可借鉴性。

一个党如果允许党员完全按个人意愿自由发表言论，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至于寄希望反腐败自然降温，风暴过后照样腐败的说法，实质上是心存侥幸腐败者的一种幻想。

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一条政治纪律。当下，高密度腐败案件披露所产生的冲击效应，就是执纪执法公开得到落实的必然反应，是满足人民群众反腐诉求和期待的重要方式。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下中国的反腐败虽非尽善尽美，但其所取得的进展，所展现的可能，所昭示的意义，已足以让我们有理由自信和有资格自信。唯有如此，才能以反腐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科学反腐的改革逻辑和经济生态不容漠视反腐败斗争为经济建设创造可持续增长生态，科学有效地惩治腐败蕴含着改革逻辑。因此，将我国反腐的法治状态视为政治运动，是毫无根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赦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集团腐败倒逼而采取的举措。至于香港廉政公署在上世纪对贪官采取的特赦，那是因为当时香港警队的腐败是全局性的，如不解脱一批警员，香港治安秩序反而有无人维护之风险。

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反腐原则必须坚守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被揭露的贪腐案件数量增加、涉案人员级别提高的情形下，主张借鉴香港经验，以现在的时间点为界，凡是在此之前腐败问题，只要认错、退赔，就不再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的特赦贪官论进入人们视野。习近平总书记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从基本理念、基本任务、基本方式、基本方向、价值目标等方面对科学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明确要求。

查办腐败案件不搞选择性执法，不搞以人划线，不搞特赦。所谓大老虎联手反扑论，是一种低估党对反腐败的领导和驾驭能力、低估反腐败的群众基础和正能量的错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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